崇法尚雅 明断维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如果法律复合体的成员都不这样看或多数不这样看，那么就只能等待他们转变观念，等待之外的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就像过去曾等待行政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样。那么该怎样理解这种状况？最佳的答案似乎只能是调整对象+调整方法。

例如，奥斯丁的法律命令理论就是典型的单一化约论，因为其认为，无论是刑法、民法、宪法还是其他的法律，它们最终都只是主权者的命令。[27]参见陈景辉：《关于宪法学与宪法：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61-62页。但不要因为这个结论就重回单一化约论的错误轨道：其一，这并不表明这两种法律之间有主要与次要之分，尤其不要误以为公法是次要的，即认为公法的唯一使命就是为私法服务。但是之前其实都是不能当真的客气话，它的真实意思是：纵然公私法二分还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它实际上已经身居冷宫，无论昨日有多辉煌，它都不过是明日黄花。简单说，他们会认为：学科划分不一定必须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

[2]相比较而言，国际法学与人权法学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它们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即使是较有可能被再部门法化的私法，也同样如此。反之，如果没有一种适宜的政治制度使人民群众能够发挥管理国家的能力，那么，人民群众就不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人民至上的价值法则体现在民主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三是要将三不一体推进的政策性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民主就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例如通过观念引导、案例展示等方式进行事前预防，通过考核、问责等方式开展事后监督，通过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方式进行过程性监督等。

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要求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就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的异化和变质是指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偏离了其最初设定的目标和价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约束权力有两个维度: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行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层原因是权力运行中出现了行政权过于强大，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权力过于强大的问题，而现有的立法权、纪检（行政）监察权、司法权和人大监督权的制约力或有限、或缺位。

例如，《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提出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审思和追问，就是希望通过民主立宪的方法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建立一个良好的、长治久安的政府。1.国家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 科学配置权力，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是防止权力恣意和腐败的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制度设计。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一方面，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法则构建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为了谁的利益而奋斗是判断政党价值立场的依据。可见，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所以无论是执政还是治国都需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将服务人民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目标和价值法则，明确权为民赋、权为民用、利为民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具体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方面， 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权为民赋、权为民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真正从思想深处解决权从何来、为谁用权、怎样用权的问题。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依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建设的方式自我革命，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巡视监督，形成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约束，保证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深刻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自身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提高。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人民的监督权，指出让人民监督政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这是一代伟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沉反思和对边区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意义深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依托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控制理论，从腐败行为产生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四个要件的角度来考虑敢腐、能腐、想腐对应的不法行为类型，运用法教义学、法社会学的知识研究规范的治理路径，以法治思维正确协调反腐治理战略、刑事政策与法律适用的关系，达到预惩结合、一体推进的反腐治理效果。

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腐败了，政权就由兴而衰、由治而乱。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反腐败是一场党员干部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价值观、权力观、是非观正本清源的过程，是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有效途径。监督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承载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现代治理功能，而且监督权力与被监督权力之间也需要追求结构性的平衡，即权力越是集中便越是依赖于权威、高效的监督。制衡是把权力分别授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其权力结构是双（多）向的交叉关系，目的是使各方在行使权力时互相制约。

综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当性基于其民主性，而且是以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为宗旨的人民民主，其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刘小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宣传教育与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全面实施宪法，一是要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二是要把宪法实施贯穿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即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不断提高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能力;三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四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通过立法实现权力法治化，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其中，将仁定义为个体将他人切身之事完全视为己所关心之事，且以一种为整体的善服务的方式行事时，我们便进入了公的世界——一个仁人与仁性社群共存共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西方的民主方案，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历史周期率解决方法，因此，虽然它推动了全球的三波民主化浪潮，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移植都以失败告终，而今它在欧美本土也显现出重重制度危机。

报告同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提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历史周期率问题，古今中外皆有，虽然解决历史周期率的路径方法各不相同，但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即权力的约束问题。我国践行着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的民主集中制权力结构模式，在理论上确认了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和集中性，并以人民主权为前提，以监督—负责关系为要旨，形成基于监督基础上的权力制约关系。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为了防范代表滥用权力，脱离选民和人民的利益，保障民主的真实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选民监督代表的理念，并早在制度的萌芽时期，就在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相关的苏维埃组织法、选举法中明确规定了罢免制度来加强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强化代表对选民的责任。天下为公的理想首先在《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31] 磯谷幸次郎：『法學通論』，东京：日本法律學校編輯部，1896 年版，第182-194页。但若选择权利义务做核心范畴，弊端就明显起来了，因为这个因循旧说的选项中不包括权力。

[36] 据统计，全国户籍人口中单字名伟的人数为323.6万。同理，在前引刑事诉讼法条款中，任何机关无权中的权，指的是法权力，而任何个人无权中的权，指的是法权利。